读书笔记（二）《1949年后的书生与政治》
《忍不住的“关怀”》
作者: 杨奎松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出版年: 2013-5-1
作者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内容简介：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笔记
摘录一：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历史
“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摘录二：知识分子的软弱？
“据周恩来介绍，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党内就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开始检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正是他们，开始痛心疾首地检讨并承认，由于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地主要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而才因为本性软弱、动摇，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右倾错误，造成大好革命局面的丧失。”
知识分子软弱？这叫自我反省。
“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往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自我解剖，习惯性的也好，被迫的也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今人动辄拿来批评指责的标靶。”
一边忧患国家，一边担心自己的立场并非正确，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横跳。
摘录三：大众即潜在的暴民
“中央委员二十几人中，很多是工人”。周恩来总结说：当时挑工人就是看谁暴动勇敢，结果是“暴徒一大堆”
暴动的底层无知人，与文革中的那些人无本质不同。
摘录四：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态度
“我每次读到刘少奇同志的《人的阶级性》时，我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想他之所以如此说，是要为共产党建立一个统治的理论。因为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员自然是属于无产阶级，所以就将好的特性都算在无产阶级账上。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群众相信共产党员都是好的，共产党应当是领导的政党，应当掌握统治权。这种理论的功用是和封建时代的君主受命于王，应当统治万民的理论完全一样的。不过共产党的理论比老的理论高明得多而已。我觉得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是统治阶级，其余的人，包括我在内，是被统治阶级”
………
“傅鹰的这番话，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想法。[108]直到1957年，傅鹰也没有改变上述看法。他虽然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及其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他对共产党干部的批评也非常尖锐，[109]但有一点是认定了的，即跟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家民族是有希望的。用他的话来说，“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他并且重申他思想转变的理由所在.”
………..
这是一个自然学科科学家在建国时期的最初感受。当然，后面也有转变。
“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
摘录五：知识分子朴素的爱国情怀
“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潘光旦也好，王芸生也好，当年所以留大陆，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留下来以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直至认同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这一条。只要国家比过去好了、强大了，至于共产党的主义怎么样，下面的干部怎么样，自己的处境怎么样，就都在其次了。包括张东荪，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抛弃自己参与创立的民社党，转向原先不赞同的共产党，为的是国家好；做了共产党政府里的官，意见没人听，就不惜冒险暗中靠自己去疏通美国这条线，根本上还是为了国家想。”
摘录六：毛泽东的负面性格
“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
………..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38]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
摘录七：知识分子从政的悲剧(瞿秋白)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得不到一份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的价值与定位。在中共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然而可悲的是，想明白了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国共斗争的条件下，还是在共产党自身政治的环境中，都没有一个想明白了的瞿秋白存在的空间”
….
“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的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10]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官方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
摘录八：民国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
“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
“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未经理论完善的马列主义漏洞百出，正因为懂得多，才会质疑，只有傻子才会盲目相信。
摘录九：极权政治相对民主的优点(民国知识分子观点)
“专门研究欧美政治的钱端升走得更远，他甚至不赞成简单地提倡“新式独裁”，他从学理及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得出结论称：现代欧美及苏、德、意发展的政治潮流都证明，民主政治不如极权政治。特别是“民治尚未实现的国家，尽可向极权主义的道上走去。欲实现极权主义固是不易，但凭空建筑民治，其困难更大”。故“就吾国的需要而言，我以为我们应努力培植一个极权国家，以图立足于世界之上。我们不必抄袭民治的陈义，以自陷于无力量的低下地位”
令我震惊，民国的思潮如此汹涌！
当今中国就是极权主义，非民主，欧美也未必是原生民主，只是中国更加离谱。
中国需要忽悠别人给自己打工，就需要名正言顺，所以无论用啥方式，都要将民主这杆大旗抢过来。
只是极权主义也未必不好？这倒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切入点。
摘录十:领袖的报复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29]和政治报复[30]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摘录十一:知识分子和政治联系的必然性
“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