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运动探究
原先的文章意外消失
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说，形成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平等观念，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特定时刻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就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而言，后一方面构成了一个极易于忘却又极为重要的方面，它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我看来，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意义是多重的，它是对旧时代的告别，也是对新时代的内在的社会矛盾的抗议；它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种诉求。这一多重的姿态为运动的民主诉求作出了意义广泛的诠释。然而，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暴力及其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由于这一运动的最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共谋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作出的解释，恰恰朝着有利于那些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的方向发展，这个群体以真正的“激进改革者”的身份掩盖了它与国家权力、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掩盖了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的利益关系，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现为通向世界市场和民主的进步力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并随之引发了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动荡暴露了社会解体的征兆，而国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稳定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为国家暴力机器被理解为维持稳定的唯一力量，最终掩盖了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基本历史事实或悖论是：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动荡，而动荡之后的稳定又成为政府权力向社会扩张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调节论”（及其对国家干预的排斥）最终变成了对于控制和干预的需求。在一九八九年的暴力之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关注集中在“六·四”事件、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之上，这一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诉求反而被放到了一边，从而这一运动内含的历史可能性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如前所述，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放权让利的不平等过程的抗议，起源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对于中央政府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起源于国家内部的分化，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一九八九年的媒体为例，我们不妨追问：为什么各阶层的社会动员和民主诉求能够渗入国家控制的媒体？我认为下述三个条件构成了关键性的因素：首先，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的分化，使得媒体无法以单一的取向报导运动过程；（这同时说明：对于放权让利过程的批评不是全盘性的批评，在传统计划体制失败的背景之下，放权是必然的和必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主的政策安排保障社会财产再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如何在社会民主的原则之下确保分权过程不致导向在另一层次发生的利益的重新集中）其次，社会动员的广度使得国家无法以传统方式对新闻进行控制；第三，运动的民主和平等诉求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学生运动竟然以要求国家承认其为“爱国运动”为条件），从而具有某种合法性。上述三个方面在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不稳定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一九八九年五月间出现的短暂的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是以国家、利益群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互动为基本条件的，它的瓦解也以上述社会力量的平衡的瓦解为前提。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产生于国家对于运动的暴力镇压，而间接的原因则在于社会运动本身没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动员的平等诉求之间的桥梁，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未能将运动的直接目标与它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条件过于脆弱，没有形成起码的制度保障。但那一短暂过程同时提醒我们：民主进程恰恰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力量将上述脆弱的互动关系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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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这一文化状况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内含的平等诉求与民主诉求的内在联系始终束缚在自发的范畴内，也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知识界的讨论从未将学生的政治诉求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理论上关联起来。
——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2000年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但运动中民主的因素却如凤毛麟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仔细分析那次运动中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而那时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则并不是出自民主诉求，而是与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如果真的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了危险、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就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更应该去学会用民主消灭毛泽东的影响，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福音。
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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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的结果？ 资产阶级自由化？
利益之争。